一、歷史背景•雛形時期
鴉片戰(zhàn)爭后，隨著西方商品經(jīng)濟的不斷滲入，強烈地沖擊著中國的工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，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大清江山，時任恭親王奕䜣、兩江總督曾國藩、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等人發(fā)起了我國近代史上著名的“洋務運動”，使得清同治、光緒兩朝得以經(jīng)濟復蘇，進入了史稱為“同光中興”的時期。在創(chuàng)辦軍事工業(yè)的同時，李鴻章提出了大清帝國貨幣改革的初步設想。這一舉措與我國在資本主義萌芽階段，由稱量的貨幣單位向規(guī)范的“廢兩改圓”，以及為追求工業(yè)革命帶來新的經(jīng)濟發(fā)展有著密切的關(guān)聯(lián)。
光緒十五年（1889）經(jīng)朝廷準奏，率先由“戶部”機制鑄造了“光緒元寶”銀幣。并由廣東伊始，仿香港銅仙幣而機鑄了“光緒元寶”銅幣。該幣較之傳統(tǒng)澆鑄的方孔錢精良，幣形美，有“二十”和“當十”之分，市商樂用，流通順暢。次年，全國各省紛紛仿鑄，鼎盛時期共計有十七省二十個錢局開機鑄造。不論銀幣或銅幣的兩面均鐫有凸狀小圓點組成的大小珠圈，正面皆鐫楷書對讀的“光緒元寶”；背面則以貴為真龍?zhí)熳幼跃�，皇家獨享的“蟠龍”為其徽式�?/P>
因機制幣由廣東省發(fā)軔，唯其又另行鑄造了兩種“光緒通寶”的方孔黃銅錢。一種為背
面上緣“庫平”，下緣“一錢”，方孔的右邊為漢字“廣”，左邊為滿文“寶”；另一種的背面則只鑄滿文“寶、廣”二字。
二、方興便廢•壽終正寢
由于當時尚無統(tǒng)一的制幣標準，各地所鑄之銀元、其圖案、文字、重量、成色也有較大的差異。在“光緒元寶”中有“壹圓”面值的，為“庫平一兩”；同類型而無“壹圓”面值的，則標注“庫平七錢二分”。并有輔幣四種，分別為：“庫平三錢六分”、“庫平一錢四分四厘”、七分二厘、三分六厘五等。筆者收藏的云南省造“光緒元寶”，即“庫平三錢六分”；另一枚廣東省造紅銅鍍銀的“光緒元寶”，為“庫平一錢四分四厘”。
光緒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廷整頓圜法，下令停鑄“光緒元寶”銅幣，一律改鑄“大清銀幣”和“大清銅幣”并統(tǒng)一頒發(fā)祖模，以干支 “甲辰、乙巳、丙午、丁未、戊辰、已酉、壬寅、癸卯”為序紀年。在所有“大清銅幣”中，以“當十”幣居多，其中：一厘、五厘、一文、二文、五文的面值雖低，卻最為罕見。清廷規(guī)定：鑄幣的材質(zhì)為“銅九五鉛四錫一”的紅銅，故，大多數(shù)省錢局所鑄之幣，材質(zhì)是合乎規(guī)定的。
各省所鑄的幣面中央鐫有該省的簡稱，或圓環(huán)、金錢、太極圖及滿文等，字樣有大小之分，亦有陰刻和陽刻書寫之別，字體與筆劃也有所不同。計有：直、吉、奉、汴、湘、鄂、贛、閩、粵、浙、寧、皖、淮、東、川、云、滇等。尤以“吉”字錢最少；“川滇”二字并列者次之；“云、滇、贛、蘇、浙、東”字的再次之；其余皆為多見。
盡管，這一時期的銅幣版式繁多，不盡相同，在幣的上緣鐫“某某省造”或“某某官局造”卻是不變的。如：福建和山東等省，既有在上緣鐫“福建官局造”或“山東省造”，又有將省名同時分列于左右兩邊的“閩關(guān)”和“山東”二字者，俗稱為“橫閩關(guān)”和“橫山東”。
在所有“大清銅幣”中，最耐人尋味而蹊蹺的是“江南省造．當十”銅幣。然而，江南省只存在于清順治、康熙年間。因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江蘇、安徽兩省分設，早已不復存在。之所以仍沿用其名鑄幣，乃是為了將“安徽省造”和“江蘇省造”以示區(qū)別。所以，“江南省造”，實為徒具省名而無其省的一種貨幣，這也是迄今在中外造幣史上獨一無二的又一創(chuàng)舉。
1906年，清廷改組部院各衙門，將“戶部”更名為“度支部”，宣統(tǒng)二年（1910）頒布了《幣制則例》，規(guī)定以“圓”為單位，革除銀兩制。但，尚未來得及實施，辛亥革命的槍聲在武昌首義中打響，率先由十八個省宣告自治獨立，結(jié)束了中國二千多年來的封建帝制，清王朝便壽終正寢了。
三、稱謂不一•面值未齊
身為中華民國總統(tǒng)的袁世凱，于民國三年向全國鑄行了鐫有自己頭像的銀幣“壹圓”作為法定貨幣，其鑄量最多，流通時間最長。卻因政局動蕩，形成新的軍閥割據(jù)，導致了各自為政而自行鑄幣的局面。
上世紀20年代末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(zhàn)爆發(fā)，各國對軍火器材用料的急需，致使銅價暴漲。當時，各省鑄幣材料的來源，主要靠從民間收集的雜銅和已被廢除了的方孔澆鑄錢。由于提煉的技術(shù)不精，雖經(jīng)重新回爐熔化，雜質(zhì)較多，精劣有別而在所難免。
民國初期銅幣的正面圖形上，多為“鐵血十八星軍旗”與五色共和的直條旗或星條旗而雙旗交叉（北伐戰(zhàn)爭以后，才被青天白日旗所取代）；或鑄有“四川軍政府” 、“中華銅幣”及“民國銅元”等字樣。背面的嘉禾圖雖多有變化，但卻萬變不離其宗，這已成為當時鑄幣之定式，并以“中華民國某某年”作紀年。亦有別出新裁者，如：“新疆喀造中華民國”銅幣中（喀什），竟仍以“丙辰、戊辰、己巳、庚午、辛酉、壬子、癸酉”為序號，或以回歷作紀年的特殊現(xiàn)象。
該時期錢幣的版式和版別繁復（含各種開國紀念幣），正反幣面的左右兩側(cè)列有不同紋飾的卷草花，并輔以五角星、米字星、芙蓉花、六瓣花、十字花、梅花、扁菊、圓點等，或其它的圖形作為配飾。貨幣單位也不盡相同，既有：“圓、半圓、中圓、角、分、半分；又有：毫、半毫、厘、文、仙、錢、枚”等的稱謂；有以阿拉伯數(shù)字：“1、2、5、10、20、50、100、200、500”；亦有中文的：“壹、貳、雙、伍、拾、貳拾、伍拾，壹佰、貳佰、伍佰”；以及“一、二、五、十、廿”等。
鑄幣材質(zhì)包括：金、銀、銅、鎳、鋁、銻等。鑄幣工藝與面值各異，型制大小及厚薄有別，如：河南省就曾鑄有500文而厚于常品的銅幣。因其虛高在實際流通中無法推行，旋即停鑄，故，存世量極為稀少。直至民國中期國民政府統(tǒng)一了幣制，通行紙質(zhì)“法幣”，銅幣才逐漸被機制鎳幣所替代。
四、政局動蕩•趣聞引發(fā)
憲法乃一國建綱立國之法典，而以一個省的名義向全省各地通電昭示，并鑄幣紀念，這在舊中國軍閥割據(jù)，自行鑄幣史上，卻是絕無僅有的。
1920年，趙恒惕入湘主政，因外受吳佩孚咄咄逼人的脅迫，內(nèi)遇人民裁兵示威運動及省內(nèi)譚延愷等軍人的威逼，急欲獲得“民選省長”的資格來以利自固。在“無自治無以圖存，而自治之精神，非憲法無所表著”的美名其曰下，于次年8月匆匆頒布了《湖南省憲草案》，并經(jīng)過形式上的審查和“全省公民”總投票表決，在1922年1月1日，正式公布了《湖南省憲法》。為了粉飾太平，還勒令全省各政府部門、商會及民眾張燈結(jié)彩，慶祝三日，特鑄行了“湖南省憲成立紀念”幣。
該幣有銀質(zhì)“壹圓”與紅銅質(zhì)“當十”及“當廿”之分，而銅質(zhì)中又有“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”和“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”之別。尤以“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•當廿”的版別最為稀見。筆者收藏的“當廿”幣，是祖母從長沙帶來的傳世品，包漿潤澤，品相俱佳，且無磨損。直徑32毫米，厚1.2毫米。幣面上緣為“湖南省憲成立紀念”，下緣為“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”；背面為條紋交叉的雙旗，中間鐫有扁菊，四周環(huán)以對應的英文。工藝精湛，地章平整，圖文清晰而線條流暢。
令人費解的是，幣面中央的三橫，頗似八卦中的“≡”符號。歷來學術(shù)界認為其意表示湘中、湘南、湘西，寓指“中華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”中的三個“一”。筆者數(shù)次回長沙，走訪并請教過上了年紀而有關(guān)的人士，均認為這一觀點的成立只是數(shù)字上的累積，應為“憲”字的內(nèi)涵，即為當時憲兵佩戴的臂章標志，且在書寫上同一。
斗轉(zhuǎn)星移，時過境遷。這枚別具一格的紀念幣，最終成為舊軍閥們打著“自治”、“制憲”等名目，進行地方割據(jù)、肆意專權(quán)的絕好見證。
1931年“九•一八”事變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勢力在一舉攻占中國東北三省后，又緊鑼密鼓地積極策劃，鼓動并扶持了前清已退位的遜帝——愛新覺羅•溥儀，于1932年2月23日，在“新京”（長春）宣布成立“大滿洲國”，年號為“大同”。同年4月復改為“康德”。
在筆者的錢幣收藏中，有銅鎳質(zhì)“康德六年壹角”和鋁質(zhì)“康德八年壹角”輔幣各一枚，直徑均為23毫米，厚1.2毫米，兩幣正反幣面的圖案各異。“康德六年”幣，正面圖案中央鑄有一大繡球花，左右兩側(cè)各有對稱的小五角星，外環(huán)緊靠邊緣呈齒輪狀；上緣鑄有“大滿洲國”，下緣鑄“康德六年”；背面中央豎寫“壹角”， 兩邊對稱的“立龍”上方有一“寶珠”，即：民間俗稱的“二龍戲珠”圖。
此時，前清封建王朝已由民主共和所取代，想必，以“康德皇帝”自居的溥儀，因血統(tǒng)作祟，為顯示其出身之“貴”，不忘皇帝的“九五之尊”，以龍紋圖形為其徽式，也就不足為怪了。
該幣的設計秉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，為了制造偽滿“獨立自主”的假象，或考慮到中國民眾傳統(tǒng)的承受心理，在貨幣上鑄龍紋，就要比有東洋印記或其它標識而更具欺騙性。這無疑是日寇在侵華戰(zhàn)爭中，炮制偽滿洲國，扶持傀儡政權(quán)的確鑿史料之一！
五、鄉(xiāng)土印跡•再現(xiàn)貨幣
1926年5月，國民政府第25軍軍長，34歲的貴州桐梓縣人周西成出任本省省主席，主政期間有所建樹而頗具口碑。1928年，他從香港購進鑄幣機器，在省城貴陽建立了造幣廠。
同年，貴陽至桐梓的省道公路竣工通車，特地鑄幣以示紀念。當汽車第一次行駛在省城街頭，路政局還專門出示了“汽車如老虎，莫走中間路。倘若不相信，碾死無告處”的公告，其內(nèi)容雖淺顯而少有人性且缺乏交通法規(guī)意識，卻提出了人車應分道而行。
該幣直徑39毫米，重26.2克，有齒邊，成色在78％——79％之間，發(fā)行量為5萬枚。正面鐫有“中華民國十七年”和“貴州銀幣”的字樣，中心為“芙蓉花”，下為“壹圓”；背面上緣為“貴州省政府造”，中間是以此車為原型而在28片草葉上行駛的汽車，并隱藏著由草葉構(gòu)成的“西成”兩字作暗記；下緣為“七錢二分”，寓示該幣是1928年鑄行的；汽車前輪的12根輻條，寓意一年12個月平安吉祥、如意發(fā)達。既采用了“圓”，又使用了已被廢止的清末“七錢二分”為貨幣單位，尤為顯得有些不倫不類。
而于1949年10月中旬，由貴州造幣廠鑄造的“竹枝銀圓”，則是國民政府在大陸發(fā)行的最后一種銀幣。其正面為貴陽市著名的地標——甲秀樓，外圈上緣鑄有“中華民國三十八年”，左右兩端分鐫五瓣花，下緣鐫“貴州省造”；背面是三株金竹 (貴陽在宋代稱“金竹府”， 故，簡稱為筑。1942年建市時，首任市長何輯五—— 何應欽之弟，即以金竹為市徽)，兩邊各鐫楷書“壹” 、“圓”二字。在甲秀樓圖案正門中，有時任省主席谷正倫姓氏的“谷”字為暗記（谷正綱之弟）。這與周西成在“貴州汽車銀幣”上鐫“西成”字樣不謀而合。該幣因充滿了濃郁的地方風情，開工時間不足一月而批量�。▋H一萬枚左右），其珍稀程度可見一斑。
另外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貴州“當十銻幣”。民國十八年（1929年）5月21日，周西成在與第43軍軍長李曉炎（貴州貞豐縣人）的爭戰(zhàn)中，戰(zhàn)死于貴州關(guān)嶺縣的雞公背，李與滇軍擁兵入駐貴陽。因追隨周西成多年，與周有同鄉(xiāng)、同學加至親（表弟、妹夫）多層關(guān)系的毛光翔，被推繼為25軍軍長，隨即，趕跑了只當了十八天省主席的李曉炎。當時，貴陽有民謠諷曰：“民國十八年，漢版十八圈。主席十八子，只坐十八天”。說的就是周、李、毛地方軍閥在爭奪對本省統(tǒng)治權(quán)的混戰(zhàn)中所發(fā)生的這一場鬧劇。（民國初年，由四川軍政府鑄造的銀幣和銅幣上，背面圈內(nèi)為一篆書的“漢”字，外周環(huán)飾有18個小圓圈，故，在川南、黔北一帶，民間俗稱之為“漢版十八圈”）毛光翔在繼任省主席后，組織設計并鑄造了“當十銻幣”，面值為二厘五毫，即：此四百枚可換銀幣壹圓。
以銻鋁合鑄貨幣在國內(nèi)實屬首創(chuàng)，于世界錢幣史上也較為罕見。該幣比銀輔幣的色澤暗淡，面值低，發(fā)行后不為人注意而流傳甚少。然而，國外和臺灣都曾有資料介紹，并將它列為珍稀幣種之一。上述兩種由貴州生產(chǎn)的銀幣和銻幣，因流通面窄，源于本土而名播中外，無愧為泉苑中的一朵奇葩。
六、獨辟蹊徑•不懈探索
在各類收藏報刊雜志上，經(jīng)�？梢娪嘘P(guān)背逆幣的身影，藏家以“錯版幣”號稱，標價動輒成千上萬，對此，收藏界曾有過一番激烈的討論。那么，背逆幣到底是什么？它又有多大的價值呢？
清代錢模的材質(zhì)硬度不甚理想，損毀的現(xiàn)象頻發(fā)，往往在修模與換模中，或?qū)⒄⒎磧擅婺＞咤e配，致使有的錢局所鑄之幣，即或是同一省而同一類型，也存在著不同的差異；抑或?qū)⑼徽婊蚍疵娴陌媸侥＞吲溆�，造成了合背及合面錢；并在正常制幣的過程中，偶因模具向左或向右移動，導致了幣的正反兩面圖案不對稱，其構(gòu)成的角度即為背逆幣的度數(shù)，最大度數(shù)應為180°，而無大于180°之理。
在筆者收藏的錢幣中，就有兩枚各背逆180°和90°的銅幣。其中：一枚是由戶部機鑄的“大清銅幣”，在幣面中間，陰刻“寧”字（即現(xiàn)在之江蘇省），兩側(cè)以“丁未”紀年（1907）。乍看，和正常流通幣無異，細察才覺幣面與背面的蟠龍逆轉(zhuǎn)了180°；而另一枚民國二年（1913），由河南機鑄的“貳佰文”銅元，與“大清銅幣”一樣，背面的“雙旗” 由于同樣的原因，也出現(xiàn)了類似的偏差，為90°。
其實，這是一種“錯位幣”而不應稱之為“錯版幣”。不過，這種“錯位幣”的數(shù)量畢竟有限，存世不多，確實還是值得收藏和把玩的。有必要提醒的：在所有清代和民國的機制銅幣中，一般均為光邊而以齒邊的最少,這是收藏愛好者足以引為關(guān)注的。
錢幣收藏的樂趣在于探討和研究，且能與同好相互切蹉而互增見識，或能獨僻蹊徑地從中解讀并發(fā)現(xiàn)某一段塵封已久，鮮為人知的趣聞軼事，闡述個人對此認識的見解與觀點。唯此，才能將歷史與藝術(shù)的魅力盡收眼底，獲得心靈上的自我滿足，并在不懈地探索中去提升自己無上的修藏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