泉藏家的友誼

　　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作為上大夫的俞伯牙在山中操琴，柴夫鐘子期經(jīng)過時，鐘子期感嘆俞伯牙的音樂“巍巍乎若高山，蕩蕩乎若流水”，俞伯牙與鐘子期相互引為知音。一曲高山流水，成為千古絕唱。從此，知音成為人們交往中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孟浩然長嘆曰：“欲取鳴琴彈，恨無知音賞”。岳飛午夜無眠長歌道：“欲將心事付瑤琴，知音少，弦斷有誰聽？”
錢幣曾經(jīng)被指為沾滿銅臭氣。錢幣收藏領(lǐng)域，勾心斗角、爾虞我詐之事更是數(shù)不勝數(shù)。但是，上世紀四十到六十年代，兩位收藏大家，卻成為世上罕見的知音，他們就是馬定祥和李偉先。
　　馬定祥和李偉先的第一次相逢，是1945年在馬定祥的祥和泉布社，倆人一經(jīng)交談，便有相見恨晚之感。此時的馬定祥，已經(jīng)在錢幣圈中摸爬滾打20多年，他淵博的學(xué)識和錢幣鑒定精準的眼力，忠厚的為人和誠信的經(jīng)營理念，讓時年53歲的李偉先折服，而李偉先對錢幣的癡迷和低調(diào)的處事方式，同樣讓馬定祥欽佩。幾次交往之后，李偉先聘請馬定祥擔任他的經(jīng)紀人和錢幣顧問。
　　李偉先，別號宕濤，廣東中山人，是上海永安企業(yè)股東、永安紡織印染廠大股東，長期擔任該廠總會計師，永安企業(yè)老板郭棣活所有的個人財務(wù)均由其掌管，他在青海路有自己的花園洋房，在華山路有占地三畝多的中式花園，雖然家中饒有資財，他卻衣著撲素、生活節(jié)儉，一身中式布衣，洗得發(fā)白了還舍不得扔掉，走在繁華的南京路上，還戴著打了補丁的帽子，卻將大把大把的銀子用于錢幣的收藏。他一開始以金銀幣收藏為主要方向，利用閑暇時間到處探寶尋友，但終因所遇者不是過于重利、就是錢識淺薄，而一時未有深交者。與馬定祥的結(jié)交，拓寬了他的收藏視野，收藏范圍從金銀幣到銅元、古錢、紙幣，全面開花，珍稀錢幣從當時秦子幃、許小鶴、吳詩錦、宋小坡等名家手中源源不斷地流向李府，幾年時間，他收藏的成果，不僅超越了當年號為金銀幣大家的耿愛德和施嘉干，連號為“南張北方巴蜀羅”的錢幣收藏三杰，也不敢與他相提并論，因為三杰的收藏只在古代錢幣一個領(lǐng)域。雖然沒有人作過統(tǒng)計和測評，但根據(jù)馬定祥的估計，李偉先實際上已經(jīng)站在了當時錢幣收藏的巔峰。
　　李偉先對錢幣和錢幣文化有一種源自內(nèi)心的摯愛。他的藏品，大多存放在用特制的柚木壁式立柜內(nèi)，大立柜里每檔抽屜都滿滿地平放著長形的柚木盒，盛裝著中外金銀幣、銅元、古錢、勛章、獎牌等。他樓上臥室床前，有一個大寫字臺，抽屜中存放著他特別喜愛的珍貴錢幣，明月窗前，他就著桔黃的燈光，摩挲著一枚枚的錢幣，像愛撫熟睡的嬰兒。
　　稱馬定祥和李偉先為泉界知音，是因為在他們這樣具有古代仁人君子品行的人面前，“買賣不一心”的鐵律也失去了效力。李偉先處事低調(diào)，從不在收藏界顯山露水，馬定祥有時邀請他參加錢幣界的活動，他卻說，“錢幣界的朋友，我只要你一個就夠了”�；�于對馬定祥的了解和品德的敬重，李偉先對他是絕對的相信，凡從馬家購買的錢幣，他絕不討價還價；而這也正是馬定祥的習(xí)慣，凡是自己喜愛認定的錢幣，對方開價，他也從不還價，甚至對方開價低了，他還會主動提出該幣的應(yīng)有價位，不讓對方吃虧。他認為李偉先既是他的顧客，又是他的好朋友，首先必須做到不給他假貨，同時也不能超過市場的價格讓他吃虧，義中取利是他的原則。
　　1963年，李偉先首次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中國銀幣2500種，直到此時，人們才開始驚呼大上海竟然還深藏著這樣一位錢幣收藏大家。其實，他的《捐獻藏幣緣起》的申請書是委托馬定祥代寫的，而捐獻的銀幣也是由馬定祥編目整理的。時任副總理的陳毅見到李偉先的藏品后，大為贊賞，并委托當時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、市長曹荻秋、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等領(lǐng)導(dǎo)，在上海錦江飯店13樓設(shè)宴感謝李氏夫婦。1964年、1965年，李偉先又分批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中國歷代金銀幣、銅元、古錢、紙幣、元寶，以及外國金銀幣、獎牌等，總數(shù)量達到萬件，其中古錢有明萬歷通寶大鎮(zhèn)庫錢、咸豐元寶寶泉當三百大錢、太平天國大鎮(zhèn)庫錢，僅清朝歷代雕母錢就有80多種；銅元有四川省造光緒元寶當三十、大清銅幣淮字二十文等。臺灣泉友僅根據(jù)上海博物館出版的《上海博物館藏錢幣•清代民國機制幣》一書中載明李偉先所捐獻的金幣、銀幣、銅元、鎳幣等機制幣，估計價值達1億人民幣之巨。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時期，李偉先被抄家十多次，一家人也被掃地出門，馬定祥不顧自己正在被批斗的險境，多次和家人一起去看望病中的老人，一對泉界知音，此時又成了患難之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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